尤其是，因为女主的职业身份就是男主的职业经理人，男女主可以顺理成章一边谈恋爱，一边搞事业。

当然，影片在大军被困的惊心动魄形势中，让高适向徐公公讲述他与李白的往事，固然可以营造节奏和氛围上的强烈对比。但是，由于这段回忆涉及的人生经历太长，这些经历又过于跌宕起伏，节奏或舒缓平静，或张扬豪放，或痛苦憋屈，与超叙事层的情绪实在相差太远，气质上难以统一，难免会让观众觉得，高适所讲的内容有些琐碎，节奏拖沓，又缺少相应的冲突和张力，松散冗长。同时，对于高适在超叙事层的布局，由于铺垫得不够，没有留下伏笔，许多细节交代得不清楚，当高适突然运筹帷幄时，会让观众觉得最后的转折和揭秘显得有些突兀。更重要的是，徐公公作为唯一的听众，出场有些仓促，观众在对徐公公了解有限的背景下，也难以估量高适所讲的故事对于徐公公的内心触动，最后只能由徐公公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。此外，高适的讲述分成了几条线索：高适致仕的坎坷，高适与李白的友情，李白洒脱悲情的一生，大唐边关的困境，等等。在这种多线索的交织中，固然可以体现一定广度的社会辐射面，但同时也容易使叙事失去焦点，最终流于平淡散乱。

有人带头这件事情就好办了，其他人也纷纷出来说话。

电影的主角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长在上海，学在北大，却扎根敦煌半个多世纪。影片中，为了守护莫高窟，樊锦诗住土房、吃杂粮，忍受水土不服的不适，克服缺水断电、交通不便的困难。从满头青丝到白发苍苍，从风信年华到耄耋之年，她用一生谱写了一位普通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伟大。樊锦诗花费四十年的时间主持编写了《敦煌石窟全集》第一卷《莫高窟第266-275窟考古报告》，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，并且带领敦煌建设者们成立“数字敦煌”资源库，让莫高窟这吉光片羽可以亘古流传，她在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、管理等领域的研究，获得了世界同行高度的赞誉。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、北大历史系高材生，樊锦诗做到了“择一事、终一生”，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责任、信仰、追求、坚毅和倔强。

于是，他想到这样一个故事——“新婚夫妇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发生一些比较极致的事，进而探究人性在异化以后的一些极端的戏剧属性。”

其实会有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，现在大多数仙侠剧都流行开放式结局。这部剧虽然没有烂尾，但中后期虐心程度一直在考验观众的心理承受度。虐心不只在于爱情方面，也在于家国方面，所以结尾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。